今天，为了让时间这一概念更为精准，有时甚至需要用“秒”来计算，然而，在此之前的近百年间，信阳以及中国绝大多数省份，人们还没有形成今天如此高效的时间观念，他们依赖于并不精确的传统计时方式。后来随着工业化的加快，人们的时间观念才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模样。
尽管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发明了用于计算时间的漏刻，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笨重的计时器并没有普及到百姓的生活当中。人们依然采用点香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计算时间。事实上，这种依靠点香用以计时的顽强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在钟表遍及的20世纪40年代亦是如此，正如刘开造在《旧的计时法在信阳的应用》一文中描述的那样，“时辰香计时一直保留到四十年代，在军队等集体单位，仍作为岗哨接班的计时器。”
▲乾隆《信阳州志》中的东西城楼迟至元明时期，依附于城市的报时建筑钟鼓楼才始见于文献。与其他地区一般建于城内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处的钟鼓楼有所不同，明朝时期，信阳的钟鼓楼位于东西城墙上的城楼之中，明代著名文学家何景明在《信阳修城记》中就写到：“东县（悬）鼓司晨，西县（悬）钟司昏，又置漏小南门司昼夜四时。”这里所显现出的晨鼓暮钟的布局为他地所不见（较常见的为晨钟暮鼓），可能与风水有一定的关系。
▲信阳南关福音堂的钟楼20世纪初期的信阳，钟表普及率还不到10%，绝大多数的人们只能依赖于城市里的公共报时系统，而那些极少数拥有钟表的家庭不是铁路的职工，就是学校的教员。这种情况就像湛晓白在《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一书观察的那样：
在使用钟表的地方，时间概念必须要由模糊趋向精确。在城市里，工厂、企业的生产和学校教育等这些群体性活动的有序进行，必须依赖于钟表所提供的准确计时。正是有了它，生活在同一城市不同地方的人们才能在某一相同的时间点聚合在一起，而钟表的便携性还使得人们能随时随地知晓确定时刻并据以调整行程，因此钟表在统一现代人的行动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在整个城市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报时系统除了打午炮、火车鸣笛之外，还有福音堂建筑外悬挂的时钟。打午炮，顾名思义，是在正午时分鸣放的一种炮，这种声音显然比传统的钟鼓传播地更远，据说午炮最早出现于香港、天津等开埠城市。随着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发动的“守时”运动的推进，午炮也逐渐开始出现在信阳这样的中小城市。
▲位于香港铜锣湾附近的怡和午炮火车鸣笛被当成计时工具也并不感到意外。它独有的嗡鸣声以及准时的发车、停靠都能够让人很容判断出此刻的时间段。据刘开造的回忆，这种火车汽笛一般持续达5分钟。西式教堂钟楼的兴建让人们对于时间的把握精确到分钟，这三种形式是当时人们普遍了解时间的方式。
而只有到了夜间，兼具报时与巡逻的更夫才会出现。据刘开造的回忆，信阳城的东西南北四关设有更夫二人，专司鸣锣击柝敲梆子的职责。定更只鸣锣(或鼓)二响；后约2小时，即听到锣(或鼓)鸣、柝一击，时为一更；再过约2小时，锣(鼓）鸣、柝二击，为二更；这样，每增一更便多击锣(或鼓）柝下，直至五更。信阳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不打一更，一更是锣二鸣、柝二击。二更也是锣二鸣、柝二击。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得到，在没有钟表的年代人们是如何生存和发展。如今中国处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时间与效率正是这个时代独有的特征。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