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思想原野疯长着饱经血雨腥风浸染的暴力之花，尽妍极毒，即使凋谢八百载，依然为人感念。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自恃野蛮的力量，一路攻伐，横扫千军如席卷，攻取伊朗、巴格达、叙利亚、印度，兼并西亚和南俄，进抵奥地利、意大利国境，大约占据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开化地区。

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以沦陷40多个国家、降服个部落、杀戮万生众和圈定万方圆土地的绝世武功，令亚历山大、秦始皇、凯撒大帝、汉武帝、查理大帝、拿破仑望尘莫及，也为成吉思汗赢得了“天之骄子”“世界皇帝”“全球千年风云第一人”的至尊称誉。

后人对成吉思汗的功绩啧啧称赞：他为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推动了亚欧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进步，他促进了世界兵器装备业的突起和新军事变革——甚至美国卡内基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研究称，蒙古帝国统治者成吉思汗由于其在位期间东征西讨导致大约万人遭到杀戮，使大片耕地重新变成葱郁的森林、繁茂的草原和珍禽稀鸟栖息的湿地，因而是历史上“最环保”的君主。不过，“环保帝”之说，立即遭国人讥讽：松井石根因为南京大屠杀为南京的环保做出了巨大贡献！

大搞分裂还是力促统一，历来是人们褒贬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这也是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为后人赞颂的一个重要理由。问题是，蒙古帝国铁骑踏着无数尸骸和文明的碎片圈定的疆域，并未充满理性的光辉与和平的安宁，反而使一个硬拼强扯在一起的硕大版图充满了野蛮摧残文明的凄凄风雨，阻滞了人类文明前行的脚步。

蒙古统治者在灭金灭宋的战争中，大肆掠夺人口，作为奴婢，叫作驱口、驱奴，所生子孙，永为奴婢。蒙古灭金宋之后，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贵族和地主手中，广大农民受尽剥削和欺压，导致民怨沸腾。蒙古贵族为了巩固军事统治，永远剥削和奴役以汉人为主体的劳苦人民，制造种族间的矛盾、猜忌、分裂，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贵，色目人居次，汉人再次，南人最下。色目人是蒙古征服者未侵入中国之前，已经征服的西域诸国的降人，如畏兀儿、回回、钦察、党项、吐蕃等；汉人是指在金统治下的人民和高丽、契丹、女真等民族；南人是指最后被征服的宋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的各族人民，贬称蛮子。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对汉人的刑罚是残酷的，杀死一个汉人只需付一头驴的罚款。到了元朝，其刑法明文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即使把第三等“汉人”和第四等的“南人”殴打致死，也只需“断罚出证”，即判罚从军出征，并付罚款和埋葬费；而汉人、南人即使被殴打也不得反抗，而是只能向官府提告，若反抗而使蒙古人、色目人致死，则是死刑。同样犯盗窃罪，汉人、南人刺面，而蒙古人、色目人不刺面。在政治地位上，只有在严重缺员的情况下，极少数的汉人才可能做次要官员，且不可掌握兵权；对官吏的惩处，法令规定色目人和汉人不勤于职的，处死刑还要抄家，蒙古人则例外。南人则始终被排除在政治圈之外。科举考试，蒙古人、色目人一榜，汉人、南人一榜，蒙古人、色目人考题简单，所取人数则相同，而两者人口数相差几十倍。对汉人、南人的歧视性规定，还体现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征敛、乘马、用车、服色、婚嫁等。蒙古灭宋后，编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为甲主，对编户有绝对的权威，“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肆意糟蹋掠夺平民妻女，搜刮民脂民膏，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极为恶劣，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元代的职业排序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生不如娼妓，仅比乞丐略有地位。残酷的民族压迫，注定了成吉思汗永世大一统的梦想必将最终破灭。

战争的结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阔、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影响力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基本实现了世界一统、天下大同的格局，对后世的影响甚大。但是，这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众多古老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众多民族受到了残酷而不公正的民族压迫，难以计数的人口和财产在战火和随后的瘟疫、饥荒及自然灾害中损失，对战火涂炭地区而言也是少有的黑暗时期。

黑格尔曾在他的《历史哲学》中痛心地评价成吉思汗：“他们，出现于文明化时代的野蛮人，在几年之内突然地把罗马世界、波斯世界和中国世界变成了一堆废墟。他们的来临和退去都像潮水一样难以解释，以至于人们只能将他们看做是上帝派来的对古老文明的一种惩罚。”

一些人的血管里依然汩汩流淌着成吉思汗的血液，迷信暴力，崇尚暴力，以暴力的方式处理问题。如果我们把成吉思汗称为民族英雄，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形形色色的侵略和扩张？普鲁斯特说：“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一定在于寻求新的景观，还在于拥有新的眼光。”摒弃暴力思维，我们会发现人类总是在文明演变中自觉地走向归宿，此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依靠暴力，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使打下了坚固的王朝基业，也会土崩瓦解。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违拗人类文明发展规律，重蹈古老而残暴的亚述帝国的覆辙，效仿古印度《摩奴法典》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走一条与内圣外王背道而驰的野蛮道路，所以，元朝在历史上昙花一现只存在了89年。

更为可疑的是，有学者称没有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征伐扩张，就没有亚欧乃至世界经济文化的深广交流和文明的迅速进步。“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深，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徐潜：《宋·元》》）然而事实是，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叛乱的诸王与元朝中央政权的战争持续达四十余年，使西北、漠北和中亚地区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废墟千里，绝无人烟，中断了中国与西方陆路上的交通贸易通道。正如元史学者周良霄所说，促进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仅为蒙古西征的偶然结果，而不能当作评价西征的主要依据。而且，所谓“蒙古和平”为时甚为短暂，商道的畅通在忽必烈时代即因各汗国间的内战而中断，所谓“世界体系”如曾存在，亦仅昙花一现而已。（《世界征服者实录：蒙古秘史》）

如果不是成吉思汗的穷兵黩武，滥杀无辜，花剌子模人怎会在人类谱系之树上被永久的勾销了？而这个举动看似玩笑——在花剌子模国，一位老妪跪在蒙古士兵前面为自己求情。她说你们不要杀我，我刚刚将一串珍珠吞到了肚子里，我自己就会死。我有很多财宝，你们放过我，给我留下一个全尸，我把财产都留给你们。蒙古士兵让老妪带路，寻到了珍藏财宝的地方后，他们不但杀死了老妪，而且还残暴地用弯刀剖开老妪的肚子，取出她吞下的珍珠。愚昧而疯狂的成吉思汗因此以为花剌子模人肚子里都藏有珍宝，于是，他命令将所有花剌子模人全部剖腹。五万蒙古兵每人必须杀二十四个花剌子模人。直杀得弯刀卷刃，尸骨成堆，血流成河，山河呜咽，阴风怒号，万木俯首，天昏地暗。许多时候，蒙古军攻下城池后都以人口调查为名屠杀百姓，然后，佯装离去，等避难的百姓陆续返回来后，部分士兵再突然返回来重新杀戮，真是赶尽杀绝呀！

西夏，是宋人的称呼，他们的国号为“大夏”，主要是党项族，为藏系民族，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西夏人能熟练使用汉语，同时也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史家戴锡章《西夏记》曾言：“夫西夏声明文物，诚不能与宋相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然而，成吉思汗以同样的残暴之心，用他血淋淋的弯刀粗暴地抹平了西夏王国留给历史的一切痕迹，就连西夏王陵附近也被挖地三尺，尽皆破坏，从明朝开始历朝均未在西夏王陵附近获得过多少有价值的物品，以至于在中国历史的年代表上，西夏这个立国将近二百年、建立割据政权长达年的国家，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在中世纪，特别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斯兰文明达到了一个高峰。然而，十字军东征与蒙古人西征的前杀后砍，以及近现代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使得伊斯兰文明迅速衰落。蒙古人对投靠者给予重用，而对抵抗者极端残忍。蒙古人有一种马车，马车拖着车轮。阿拔斯王朝的男人身高如果超过这个车轮的高度就杀掉，把剩下的妇女和儿童分配给各个部落的蒙古人做奴隶。蒙古人一直攻到巴格达，杀死末代哈里发，焚毁王宫，最终毁灭了阿拔斯王朝。不仅如此，他们还破坏了苏美尔族人自古以来就一直使用的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人丁兴旺、繁荣昌盛的灌溉系统，导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变成了荒芜之地，到处是废墟和沙漠。

文化的毁灭，是世界上最深重的罪孽。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并不必须以成吉思汗的弯刀和一些国家亡国灭种的巨大代价为唯一前提。如果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必须以残酷的战争为前提，怎么解释开辟古丝绸之路对人类各大文明的汇集、交流和融合的重大作用？怎么解释唐宋创造的当时世界顶级文明及其对世界的深刻影响？怎样解释郑和七下西洋带去的是瓷器、茶叶、丝绸、金银铜器、钱币和工匠而不是总督和“日不落”帝国的野心？怎么解释当今世界经济文化的日益昌盛？正如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指出：“人类社会前进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的历史，促进文化交流就是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反之，一切阻碍和破坏文化交流的做法，都是阻碍和破坏人类社会进步的；尤其是战争，战争不但阻碍和破坏文化交流，而且更会毁灭文化本身。因此，反对并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两者缺一不可。”（《眺望新纪元——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武高寿先生在《境界与智慧》一书中说：“农业自然经济具有田园风味，宗法种姓伦理文化在同一阶层内部亦有浓厚的亲情孝悌的人情色彩，但他们却是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表现。在善良的人们看来，维护某种原始的和平社会，即使不是最好的，毕竟也是无害的。实际并非如此。19世纪，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地时，使无数勤劳的宗法种姓制度的和平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它们的成员既丧失了自己古老的文明，又丧失了祖传的谋生手段。马克思指出，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一切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的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这就是说，那种看似无害的东西，实际却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但问题是，暴力革命和血腥的奴役并非都会解放和促进决定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生产力，推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发展进步。

宋代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手工业从农业分离蓬勃发展，煤炭采掘业和冶铁铸造业发达，钻井技术先进，陶瓷业和纺织业繁荣，对人类发展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在宋代出现或在实际中广泛应用，雇佣劳动、集资合伙、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等新生事物均已端倪可见，规范商业行为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市场管理部门如“和剂局”“惠民局”应运而生，维护商品经济秩序的相关法律体系逐步健全，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劳资矛盾显现，市民阶层兴起，海内外市场日趋扩大，非农税收成为国家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一派青葱。史料记载：当时繁华的东京城，五星级大酒店（正店）就有七十二座之多，每家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商人计算利益的算盘劈啪作响，不舍昼夜，店小二戥金称银，焚膏继晷；州桥夜市人山人海，“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宋朝还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商贸流通达四海。北宋时国家财政收入激增，最高时达到一点六亿两白银；南宋时最高年财政收入也达到一点二亿两白银。在我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能达到这个水平。世界知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统计图表显示，中国人均GDP水平在战国到唐朝几乎没有明显上升，反而是北宋、南宋的三百年间有较明显的上升，大约从元初以后一直到19世纪初多年间处于停滞状态，此后就大幅度下降。这是什么原因？其直接原因是先金后元发动的残酷战争，蹂躏和扼杀了宋代原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导致生产力的停滞、落后，并由此阻滞了城市化进程和市民阶层的成长。市民阶层的成长滞后，又导致了市民阶层价值追求的反封建文化成长的滞后，从而使“民主与科学”迟迟不能敲响苟延残喘的封建社会的丧钟。有学者痛心地说，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两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经济、文化、科技落后的民族对高于自身文明的民族的征服和占领后，有个拉历史倒车的曲折过程，表现为对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文化的破坏，只有在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这个老师，为其不太听话的落后文明的民族这个学生，经过长时间的“补课”，学生达到老师的水平，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共同进步才会开始。因此，同样是侵略和征服，人们却对沙俄占领中亚地区抱有宽容之心。进入18世纪以后，沙俄开始南侵，进入19世纪中叶，沙俄加快了征服中亚的步伐，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军事征战，完成了对整个中亚地区的占领，将这一地区近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沙俄对中亚的征服，不是游牧民族对高于自身文明的民族的征服，而是在经济、文化上远远超过土著民族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入侵，如恩格斯指出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都是有文明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正是由于这种统治，中亚经济、文化纳入俄罗斯经济文化圈，中亚由此步入近代史。十月革命后，中亚地区从处于殖民地地位上的落后封建时代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阶段，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尽管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还不够完美，但中亚各族人民对俄罗斯仍怀有某种感激之情。

被柏杨称为文化界巨手的日本史学家陈舜臣在谈到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远征的功绩时说：“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的远征，都可以用‘席卷’二字来形容。不过同样是席卷，蒙古军队的席卷犹如暴风骤雨，过去之后几乎不留痕迹。而亚历山大的远征传播了希腊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巨大的足迹。从这一点上来说，两者在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亚历山大一直以强大的武力征服各民族，但他也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各民族应该平等和睦相处，并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蒙古的大肆攻伐和血腥屠杀，给被征服的民族带来了什么？俄国大诗人普希金说：“蒙古人征服俄国后，除了肆无忌惮的攫取和破坏，既没给予我们代数，也没给予我们亚里士多德。”

一个人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就会把自己放在禽兽的位置。《蒙古秘史》记载：有一次，成吉思汗询问他的近臣，男子最大的乐趣是什么？臣属们都说：“男子之乐，莫过于乘健马，架名鹰，射猎禽兽。”成吉思汗不以为然，说：“你们说得不好。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后妃的腹部当做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成吉思汗这番话将自己无比强烈的征服欲望和强横凶暴的性格，暴露无遗。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的纪念馆里，有一幅画令人怵目惊心：几个蒙古壮士用力折断一个俘虏的脊梁骨。成吉思汗打败世仇塔塔尔后，曾下令把塔塔尔全部族的人都杀死，就是妇孺也不能留下。在对外战争中，如果蒙军攻城受到抵抗，占领城池后就会残忍地屠城，大肆杀戮。成吉思汗在征伐花剌子模国的战争中，讹答剌太守海儿汗被俘后，蒙古士兵将熔化的银水注入他的两耳和两眼中，看着他像动物一样惨叫和抽搐，痛苦万状，直至死去。跟随撒马尔罕总督脱海罕投降的三万士兵，被蒙古士兵统统杀死，躲在清真寺的民众也无一幸免。蒙古军入侵前，撒马尔罕城中的水渠由石板铺装而成，用铅封边，灌溉系统先进，街道整洁通畅，广场阔大气派，建筑物美轮美奂，互市贸易兴隆，西域乐曲悠扬，到处是鲜花盛开、瓜果飘香的庭院，到处是免费供应冰水的地方，真可谓是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都市。成吉思汗攻占撒马尔罕后，一边赞美它，一边下令把它化为灰烬。战争是残酷的，它如同雪崩，一路过去，毁灭一切。在它的前面是田园锦绣，在它的后面是一片荒芜。长春真人丘处机在《河中园游》诗中写道：深藩古迹尚横陈，大漠良朋欲遍寻。旧日亭台随处列，向年花卉逐时新。风光甚解流连客，夕照那堪断送人。窃念世间酬短景，何如天外饮长春。耶律楚材也赋诗《河中游西园》：河中风物出平伦，闲命金兰玉斝巡。半笑梨花琼脸嫩，轻颦杨柳翠眉新。衔泥紫燕先迎客，偷蕊黄蜂远趁人。日日西园寻胜概，莫教辜负客城春。河中就是撒马尔罕。从残留的遗迹中，诗人依稀想象到撒马尔罕全盛时期的繁荣景象，不胜感慨。

成吉思汗的冷血基因传于后代，后代“绳其祖武”。窝阔台在攻下花剌子模首都玉龙杰赤城后，就下令屠城，屠城之后再下令决阿姆河水，将那些藏匿城中的人全部淹死，致使这座西部名城，毁于一旦。窝阔台不仅对所谓的敌人残忍暴戾，就是对自己人也兽性勃勃。年蒙古斡亦剌部落中谣传说有诏令要将该部的未婚少女送去配人，人们急忙把自家尚未出嫁的姑娘许配于人，有些还直接送到男方家里。窝阔台闻讯后十分生气，认为这冒犯了自己作为大汗的权威，于是下令把该部7岁以上的少女都集中起来，已配与人的也要从夫家追回。然后将名少女集聚在一处，命令士兵当众糟蹋她们，并逼迫她们的家人在旁边观看，而且不能埋怨哭泣，也不许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托雷镇压你沙不儿时，下令就连猫狗和草木都不能留下，蒙军将被杀者的头骨按男、女、儿童分开堆成金字塔形，对此，成吉思汗的女儿都悲号不已。

著名元史专家杰克·威泽弗德说：“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久存在，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历史上的冲突遗产、世代相传的暴力基因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是直至今日世界仍然杀伐不已的祸根。成吉思汗式的血腥呓语，仍像幽灵一样在全球游荡：一个民族对于另一个民族就是野兽，为了不被吃掉，应该吃掉别人！各国因惶恐而磨刀霍霍，竞相攀比军费投资，竞相打造利器坚盾，竞相炫耀武备雄心，谁都不敢懈怠，谁都不愿停顿，谁都不肯列百王之季，都沿着黑漆漆的道路，奔车朽索，向无底的深渊冲去。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但仍然是“有两条腿而没有羽毛的动物”，岂不悲哉！

暴力的存在把人类的发展引向了歧途，或许在人类自诩已处于高度文明之日，正是被高度野蛮譬如核战争所自我毁灭之时。这不是危言耸听。以中国为例就多次险遭核武器的大规模屠戮：据《蒋介石日记手稿》披露，年至年期间，美国当局曾三次考虑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但因诸多原因未能实施；年中苏珍宝岛之战，苏联高层就是否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进行外科式手术”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因顾忌中国已有原子弹和氢弹，又担心招致美国核力量的打击，而没有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这是一个海量信息帡天极地的时代，但留在脑海中的信息却寥寥无几，其中，有这样一条信息让人忧思难忘：叶利钦总统在病榻前签署了“关于俄联邦代总统的命令”，在他进行心脏外科手术期间，由联邦总理切尔若?梅尔金代理总统职务，代总统行使总统的一切权力，包括对战略核力量和战术核力量的控制权，为此，叶利钦向他移交了“核按钮”。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把世界变回混沌初开的洪荒时代，只需一瞬间，伟大的人类历经血与泪的征程，最终却走进了自己精心打造的随时会遭受灭顶之灾的缧绁，可悲，可叹！著名作家张晓风在其散文《初雪》中写道：“我无可避免的想到战争，想到人类最不可抵御的一种悲剧。人类的愚蠢和卑劣把自己陷在悲惨的命运里。而今，在这充满核子恐怖的地球上，我们有什么给新生的婴儿？不是金锁片，不是香槟酒，而是每人平均相当一百万吨TNT的核子威力。孩子，当你用完全信任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否看得见那些残忍的武器正悬在你小小的摇篮上？以及你父母亲的大床上？”作家对人类命运的担忧溢于言表。尼采重估一切价值，把人指认为一种还处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毁灭的过渡性的物种。但愿它永远不会得到印证。“协和万邦”的整体和谐观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永久性价值，属于普世价值观，世界各国只有认识、接受和实践这种价值观，人类的前途才有希望。

爱因斯坦曾经指出：“财富并不能代表人类社会进步，有时甚至是人性堕落的一个证据。思想意识文明，才是人类永恒可持续发展的共属文明。”暴力意识与先进科技互动催升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人类旷世的大劫难，自己毁灭自己。只有日益发展的理性和日益提高的伦理道德水准，才能驾驭日益发达的科技，展现人类光明的前途。而思想意识文明与道德伦理的建设和积累，极其艰难，且易于反复，远不如财富和科技那样易于积累、保存和发展。因此，人类理应世代呵护思想意识文明和伦理道德建设成果，并精心扩大这种成果，直到人心变成灿烂的文明之花。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人的发展和解放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

我无意苛求生活在八百年前的特定环境下的历史人物，囿于历史的局限，他们不可能有诸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谐之类的现代意识，但作为现代人不应固执地崇尚暴力，为血腥的暴力唱赞歌，这事关人类发展的走势。

马克?吐温说：“对于一个手中只有榔头的人，他所看到的问题都是钉子。”盲目崇拜成吉思汗者，长此以往，会不由自主地握着无形的蒙古弯刀，并用它回答和处理一切问题。这是我所担心的。